县城南门口，靠着运河有个小酒馆，没挂招牌，门帘是蓝布的，洗得发白了。大伙都叫它临河酒馆。两间门面，四张方桌，条凳都是榆木的，磨得发亮。老板娘姓王，三十出头，男人前年走了，留下这个酒馆，她一个人撑着。

酒馆卖的东西简单。烧酒是本地烧的高粱酒，按碗卖，一碗两文；也有黄酒，温在锡壶里，烫得热热的。下酒菜就几样：盐水煮花生，卤豆腐干，酱黄瓜，逢集的时候，会添一盘卤猪耳朵，切得薄薄的，浇上蒜汁。

天刚亮，早市散了，第一个来的总是卖鱼的周三。裤脚卷到膝盖，腿上沾着泥，手里的鱼篓还滴着水。“王嫂子，一碗酒，一碟花生。” 他往条凳上一坐，把鱼篓往脚边一放，端起酒碗抿一大口，长出一口气，像把浑身的乏都散了。“今个运气好，网上来两条大鲤鱼，一上市就被饭馆收了。”

老板娘擦着柜台，笑着应：“那敢情好，晚上给你留碟猪耳朵，补补。” 周三嘿嘿笑，露出被烟熏黄的牙。他喝酒快，一碟花生没吃完，一碗酒就见底了，抹抹嘴，扛起鱼篓走，还得赶下一个集市。

近中午的时候，陈先生来。陈先生是北街布庄的账房，穿灰布长衫，戴圆框眼镜，斯斯文文的。他每次来都坐靠窗户的那张桌，要一壶温黄酒，一碟卤豆腐干，慢慢喝，慢慢翻手里的账本。话极少，老板娘也不扰他，只隔会儿给他添点热水。

熟客都知道，陈先生家里难。儿子在省城读书，学费贵，老伴常年卧病，他一个人的薪水掰成两半花。每天中午来这坐半个时辰，喝两杯黄酒，是他一天里仅有的清净。有人劝他省点，别喝了，他推推眼镜，轻声说：“回去要算账，喝一点，脑子清楚。”

傍晚是酒馆最热闹的时候。拉黄包车的老郑，挑菜担的李二，还有几个码头的搬运工，都聚过来。几个人拼一张桌，要两壶烧酒，三四碟小菜，吆五喝六地说闲话。老郑说今天拉了个穿西装的先生，出手阔绰，给了不少小费；李二说今天的青菜卖得快，不到申时就空了担。老板娘在柜台后面拨算盘，偶尔插一句话，笑声混着运河的水声，飘得老远。

也有生客。有回一个过路的商人，带着行李，进来要了酒和菜，吃完了才发现钱袋被偷了，急得满头汗。老板娘看他窘迫，说 “算了，出门在外，谁没个难处。” 商人千恩万谢，说日后一定回来还钱。老板娘摆摆手，也没往心里去。过了半个月，那人果然来了，还多给了不少，老板娘只收了该收的那份。

天擦黑，人就散了。老板娘把桌子一张张擦干净，碗碟摞起来端进后厨。河面上的船灯亮了，一盏一盏，映在水里，像揉碎的星星。她给自己倒了小半杯黄酒，靠在柜台边，望着河面发呆。风从河面上吹过来，带着水汽，也带着点船家的饭菜香。

有人劝她再嫁，她笑着摇头。“守着这个酒馆，挺好的。每天见着这些熟面孔，说说话，日子就过去了。” 她端起酒杯，抿了一口，黄酒温温的，顺着喉咙滑下去，暖到胃里。

酒馆的灯灭了，城门也关了。运河的水哗哗地流，不急，也不停，就像这小酒馆的日子，平平淡淡，一天接着一天，没什么大波澜，也没什么不好。

署名：魏玉珊